▲ 《跨國灰姑娘》一書聚焦在臺灣家庭務工的東南亞女保姆，通過上百份訪談，展現(xiàn)了其所面對的結構性困境與生存策略。

▲ 尼日利亞女作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短篇小說集《繞頸之物》中所收錄的《上個星期一》講述了尼日利亞女碩士卡瑪拉到美國家庭做保姆所面對的掙扎與迷茫。

目前很多外籍保姆如菲傭、印傭、泰傭等進駐到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的家庭，并以其專業(yè)技能贏得雇主青睞。本文作者探究了“全球保姆鏈”形成背后所展現(xiàn)出的種族、階級與性別關系的運轉過程。在全球保姆鏈鏈條中，性別界線、族群（種族）界線、階級界線以及公私界線交織在一起，使外籍保姆成為“階層化的他者”。傳統(tǒng)性別角色要求使外籍保姆處于雙層負擔之中，她們也希望透過家務外包，來與父權博弈。

■ 胡桂香

上個月，一篇《上海保姆朋友圈鄙視鏈》刷屏網(wǎng)絡，文中所展現(xiàn)出的保姆群體以其專業(yè)化技能引人關注。目前很多外籍保姆如菲傭、印傭、泰傭等進駐到了北京、上海、廣東等地的家庭?；诖?，本文探究了全球經濟浪潮化背景下，全球保姆鏈形成背后所展現(xiàn)出來種族、階級與性別關系的運轉過程。

族群下的身份差異：階層化的他者

臺灣學者藍佩嘉曾用十年的時間訪談了超百位印菲幫傭和臺灣雇主，不僅展現(xiàn)勞雇雙方在家庭屋檐下所面臨的結構困境、生存策略與認同政治，同時也映現(xiàn)了在全球化下階級、族群、性別與代間關系等界線如何在家務移工與雇主的生命中形成并轉換。她指出，“鮮少有工作安排如此典型，雇主與雇工都是女性，然而在許多狀況下，這兩個女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剝削連帶，而非姐妹情誼”。

自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興起以來，“女性情誼”是性別研究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議題，她既是女性主義運動構成的根基，是集體認同的基礎，一種共享的價值理念。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者尤其是少數(shù)族裔的女學者開始質疑“女性”的同質經驗，正視女人之間的差異，強調性別的壓迫不是絕對優(yōu)先，而是與其他社會不平等如階級、種族、國際乃至性傾向等相關聯(lián)。

在全球保姆鏈這個鏈條中，保姆這個主題尤其暴露了女人之間的差異與不平等，涉及性別界線、族群（種族）界線、階級界線以及公私界線，這幾種界線交織在一起，體現(xiàn)的是身份的不平等。對于外籍勞工來說更是呈現(xiàn)了國家或者種族之間的權力關系與階級不平等，體現(xiàn)的是如藍佩嘉所定義的“階層化的他者”，而“階層化他者”由國家政策、社會大眾以及中介機構組織共同作用形成。

來自同一國家的移工們被同質化為享有共同特征的集體類屬，這些種族化的控制形象，呈現(xiàn)出不同類型的他者化方式，如將菲律賓幫傭描述為“西化的他者”，印尼幫傭是“傳統(tǒng)的他者”，越南幫傭為“共產主義的他者”，移工之中又根據(jù)國籍區(qū)分為不同的次類群，如菲勞、印勞、泰勞等，彼此的文化差異被放大，以此強化了國族界線的區(qū)分。所以不僅女雇主與雇工之間是一種剝削或者地位低下之間的突顯，就連家務雇傭之間也呈現(xiàn)出許多的等級與不平等關系。來自菲律賓的女傭由于大都接受了專業(yè)的培訓，有的甚至是大學畢業(yè)，因此她們所受的教育程度與專業(yè)知識使她們在東南亞女傭中高人一等。

跨越國界與性別藩籬：與父權博弈

從宏觀上來看，盡管外籍保姆被社會建構成“階層化的他者”，但是從微觀來看，她們之間也有著驚人的相似和復雜的互動。

在資本全球化背景下，性別不平等的二元區(qū)分呈現(xiàn)更立體的結構，盡管這種立體結構也能用不同階級間的矛盾部分解釋，但其源頭仍然是性別分工不平等，藍佩嘉指出，無酬家務勞動與有薪家務勞動不是互斥、獨立的范疇，而是女性化家務勞動跨越公、私領域所形成的結構連續(xù)體，連續(xù)體內的女性們盡管有著差異，但皆同時參與了與父權博弈的過程。對于女雇主和外籍女幫傭來說，父權制既是不同的——相對于不同國家與地區(qū)的文化，同時也是相同的——受到另一性別的宰制。

為了擺脫潛在的父權控制，有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選擇外出工作以證明自身能力，然而，傳統(tǒng)性別角色的要求使女性處于雙層負擔之中。于是，她們希望透過家務外包，來跟父權博弈。對許多外籍女性幫傭來說，出國工作不只是一種維持家庭生計的策略，也是一種幫助女性自家庭重擔中擺脫的隱秘策略。有些“跨國灰姑娘”出來不一定是為了經濟報酬，她們可能是基于對國外生活的現(xiàn)代性想象，又或者是出于對個體自由的追求，同時為了擴展人生視野及探索現(xiàn)代世界而展開旅程，不一而足。事實上，不論是雇傭幫傭的女雇主，或是受雇的家務移工本身，她們的現(xiàn)實生活都與支配性的婦職規(guī)范大相徑庭，兩群女性都因為工作而偏離了傳統(tǒng)的全職家管與母親角色。

難以逾越的公私界線：全球保姆鏈的形成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家務勞動的性別分工即成為西方女性主義者關注的焦點。著名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瑪格麗特·本斯頓認為，提倡婦女進入公共勞動場所，卻不同時使做飯、清潔、照顧兒童等工作社會化，這只能使婦女受壓迫的狀況更加惡劣。

本斯頓也提醒大家，家務勞動社會化也許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婦女在家庭外所做的工作，其實無異于她們今天在家中所做的工作。例如，在家吃飯變成在公共食堂吃飯，這種變化安排也許僅僅意味著女人走出她自己家狹窄的、私有的、個人的小廚房，進入寬敞的、公共的集體的大廚房而已。確實，只要婦女的工資比男人低，只要婦女被認為比男人更有能力照顧老幼病殘，那么從公領域退回私領域的將是女人，而當婦女進入公共勞動時，她往往從事的也是那些具有“婦女特質”的工作，比如家務勞動、情感勞動。

因此，有學者借用食物鏈比喻，描述已然形成的“全球保姆鏈”，上游是富裕國家與地區(qū)中能夠負擔雇傭的女性，當她們把勞務向下外包，其雇傭的家務移工必須離鄉(xiāng)背井來交換經濟報酬，有家庭與小孩的移工，必須借由親人的協(xié)助，或者是雇傭母國更加貧窮的女傭。對海外的家務移工而言，身為家鄉(xiāng)女傭的“女主人”代表著她們的地位比鄰居高，而且也提供一種心理補償，緩和她們在海外工作所受的痛苦，這些女性移工享有曖昧與矛盾的階級位置，她們既是海外的女傭，又是遠方的雇主。

當然，她們這種不上不下的地位，是多層的“再生產勞動的國際分工”的中間層面，當她們替富裕國家的中上階層的女性照顧小孩以賺取高薪時，同時也把自身的家務勞動和照顧責任轉移給母國的貧窮婦女，母國的家務幫傭位居這個多層結構中的最底層，擁有的經濟與文化資本最少。她們可能因為教育程度有限或者條件不足而無法出國工作，其勞動條件與薪資所得也與海外幫傭有明顯的差距。

（作者為湖南女子學院婦女性別研究與女性教育中心教授）